大组合段地拆解克里斯丁·麦茨之所以对安德烈·巴赞的影像本体理论充满质疑，是因为它认为，电影并不是完全客观完整地对客观真实世界进行描摹，影像是有自己本身约定俗成的语言方式建构自身的叙事艺术。
以克里斯汀·麦茨为首的电影符号学研究者，力求回避电影创作者自身主观的经验、审美直觉为依据的理论研究，而致力于更为科学化精细化的电影“元理论”。
麦茨将影片的结构划分为八大组合段，这种以结构语言学中音素和音位为概念基础的电影理论，试图分析电影蒙太奇叙事的结构。
克里斯丁·麦茨在完善电影符号学理论的过程中，首次提出了“影片文本”的概念，即“解读影片文本，就是把影片视为富有涵义的表述体，分析它的内在系统，研究一切可见的可潜在的涵义，在各种符码、形式和能指的交织中洞见精密的结构。”
这种对影片文本结构性分析的方法，为电影版《红楼梦》的叙事结构提供了方法论。
首先，麦茨的八大组合确立了影片的基本单位，这种划分电影叙事，分析电影表意的基本单位不是电影语言，而是“独立语义段”麦茨将“独立语义段”划分为八种形态：镜头、组合段、平行组合段、括入性组合段、描述性组合段、交替叙事组合段、场景、插曲式段落、一般性段落。
按照克里斯丁·麦茨对电影结构划分的八种形态的理论，可以将系列电影《红楼梦》时长最长，叙事情节最为繁琐复杂的第一幕和第六幕进行结构形态理论上地划分。
对这部恢弘巨制的电影，运用组合段方式拆解分析，在叙事艺术方面值得称赞的是发现影视文本创作者按照严格的顺时、线性的叙事结构，精巧地完成首尾呼应，首尾相接式的大圆形结构，契合了小说文本圆形结构的叙事深层方式。
与此同时，每一个独立语义段都紧紧依附于贾宝玉与王熙凤两个核心人物，不断编织延伸出自然有序的叙事情节，变奏出不同的叙事节奏。
根据罗伯特·麦基的故事图谱理论，对《红楼梦》系列电影进行了以“幕”为单位的梳理与划分，将标题与包含的事件与序列进行了对应式的整理归纳。
根据克里斯丁·麦茨的组合段理论，将系列电影最重要的第一幕和第六幕进行分解罗列，发现谢铁骊导演试图运用“幕”的形式，对《红楼梦》的整体故事结构进行拆解，运用顺时线性结构的叙事方法呈现全景式的故事。
从事件的选择到序列的组合到幕后的呈现，再到故事的形成是以贾宝玉亲身经历红颜易逝的悲叹和人生哲学的体悟，以及王熙凤脂粉队中英雄的精明行事和卖弄权势的阴险狠辣，作为线性叙事结构的线索和发展走向。
735分钟的系列电影难以承担起全景式呈现故事的重任，仍然以影视文本的本质特征，以“六部”的形式划分故事内容，串联线性叙事结构。
这种线性叙事结构的建立基于对事件的选择和安排，在上述梳理每一幕的事件和序列的过程中，提炼出每一幕以都是以贾宝玉或者王熙凤的相关事件为标题呈现故事中心内容。
例如，第一部上下两集的中心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宝黛钗”的集聚和情感的萌生与发展，以及王熙凤的“协理”与“弄权”，第一部时间较长内容较多，但是中心内容划分的这两个部分还是以贾宝玉与王熙凤为核心人物进行线性叙事结构的设置安排。
第二部“黛玉葬花”、第五部“晴雯夭亡”和第六部“宝玉化石”是以贾宝玉为中心行进的故事事件所排列组合而成的故事序幕。第三部“凤姐泼醋”、第四部“二尤惨死”是以王熙凤作为叙事中心延伸出来的线性叙事故事。
总体来说，谢铁骊导演创作的系列电影《红楼梦》是以“幕”的形式划分为“六部”，通过“六部”建构了电影以贾宝玉和王熙凤二人为中心的线性叙事结构。
贾宝玉人生哲学的参悟以及王熙凤协理家事的两条线性叙事线索，是谢铁骊导演创作团队进行影视文本创作的基本叙事结构。
从“六部”故事的建构过程中，始终以此作为情节发展和序列安排的原则。两条线性叙事呈并列关系，既可以独立叙事，又相互交织。
在电影版《红楼梦》中，以贾宝玉为中心人物发展的故事并不仅限于宝黛钗的爱情故事，更是以薄命女儿命运的跌宕起伏与悲惨境遇带给贾宝玉心灵的震撼，从而引发他关于人生哲学的思考和生命价值的体味。
以王熙凤协理家事的叙事线索所展现的是，管理荣国府的过程中的精明果敢，与贾母等家族长辈和人情世故面前的八面玲珑，在夫妻相处过程中的泼辣悍妒，在人命攸关的官府命案及戏耍贾瑞时的阴狠毒辣。
两条线性故事线索并列行进，相互推动试图靠近《红楼梦》小说文本的深层思想内涵和叙事核心主题。
但是电影版《红楼梦》以两条线性叙事结构呈现《红楼梦》小说文本所承载的厚重的人生哲学是难以实现的，这也是《红楼梦》这部恢弘的经典著作为影视文本创作者设置的障碍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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