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是田家英生前的秘书，他常年在田家英身边工作，对他的了解是颇为深刻的。
1966年5月23日，田家英把图书室的门反锁了起来，当勤务员陈义国发现的时候，田家英的生命已经远去了，这一年，他年仅44岁。
关于田家英的离世，总有一些阴谋论调，这种思想在我看来，不仅是一种可耻和无知的臆想，也是对去世之人的一种不尊重。
之前我就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驳斥了所谓枪击的阴谋论，然而仍旧有人有着无知的臆想。
闲话表过，这篇文章，小胡豆我就从逄先知的角度，和你们一起了解田先生。
田家英其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载先生的这句话本来说得挺气势磅礴的，但奈何被很多俗人用来标榜自己，这就拉低了这句话的档次。
我是从来不敢用这句话作为人生格言的，哪怕是作为自省自查的座右铭，也不敢。
因为这句话太大，我撑不住，我那俗气的朋友圈里，也装不下这句话。
而在我看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用来田家英身上，是很贴切的，他是这样的一种人。
喜福堂，是田家英生前的居所，这是一个小院子，安静祥和。
小院子的正中的那间屋子，是田家的居所，平常只有田家英和妻子董边住。儿女们上的是寄宿式的干部学校，平常没啥事都是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
在田家的右边是伟人的图书室，也是田家英悬梁自尽的地方；左边就是逄先知的办公室。
1966年5月23日，这一天是周一，这一天的整个上午，喜福堂这个小院子里只有田家英一个人。
他的妻子董边七点要上班，天刚放亮就出了门，逄先知有事在外忙公务，勤务员陈义国被田家英支出去办事去了。
谁也不知道，田家英人生中的，这最后一个上午是如何度过的。
总之，悲剧仍旧在悄无声息当中发生了。
逄先知在田家英身边当了多年的秘书，他深知田家英性格上的优缺点。
逄先知对田家英性格上的缺陷描述，我个人觉得很客观，也比较准确。
田家英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弱点和缺点。在顺利的时候，容易骄傲；在逆境之中，又往往表现消沉、颓废。性格比较脆弱，经不起挫折，缺乏应有的韧性。
——来源：《怀人说史》，逄先知著。
对于田家英身上的这种在逆境当中的“消沉”和“颓废”，我是颇有感触的，当读到逄先知对他这段性格上的描述，也是一下击中了我内心当中某个，柔软的地方。
我也是一个在逆境当中，会表现出消沉和颓废的人，因而对田先生当时的那种处境，也是感同身受。
那么，当时的他是何种处境呢？
这就绕不开“江、陈”这两个人，用田家英遗孀董边的话来说，就是：家英长期和他俩做斗争。
矛盾田家英这种性格耿直，正气的人，眼里是容不下沙子的，他也做不到圆滑，或许，他本身也不愿圆滑。
田家英和陈伯达认识得比较早，在延安的时候，两人就认识了。
延安当时设有一个政研室，陈伯达是副主任，田家英是政研室经济组的研究员。
这时候，两人之间没有多少的利益瓜葛，相处得还比较祥和。
当时，陈伯达要写几本书，田家英忙前忙后帮忙搜集了很多资料；要知道当时延安的条件比较艰苦，各方面的物资都比较匮乏。所以，这搜集资料的工作也是很不容易的。
当后来陈伯达得势的时候，和田家英有了一些芥蒂，在谈及此事的时候，陈伯达只是反问了一句“你做了什么工作？”。
这件事使田很寒心，对陈的为人也有所认知。
——来源：《怀人说史》，逄先知著。
对于陈伯达这个老夫子的评价，逄先知的评价比较尖锐，显得不是很客气：
陈有一副伪善的面孔，装得诚实、谦虚，其实作风霸道，心地褊狭，爱贪别人之功，又善于诿过于人，内心深处藏着野心。
——来源：《怀人说史》，逄先知著。
在逄先知的记述中，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评价也不是很好：
田家英早就看出陈伯达的品质，说他是伪君子、小人、野心家。陈伯达写的东西，别人提不得不同意见。
——来源：《怀人说史》，逄先知著.
李锐，是田家英生前的好友，他写的一篇文章《怀念田家英》中，也有着这样的记述：
他很看不起周围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厌恶了江陈的一些行为。据董边同志告诉我，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
——来源：《大地》杂志，“怀念田家英”，1980年第1期.
那么，为何田家英对陈的意见这么大，对他的评价很不好呢？
解放后，陈伯达虽然挂了不少副职，但多是无权无势的职务。因此，这个老夫子就经常向田家英打听一些伟人的近况。
譬如，“最近读了什么书？”、“说了些什么话？”、“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这种察言观色，探听气候，以及“投其所好”的作风，我们非常反感，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
——来源：《大地》杂志，“怀念田家英”，1980年第1期.
田家英还同李锐讲述过一件事，当时的陈伯达特意制作了一颗“闲章”，上刻“闲云野鹤”。
这在田家英看来，却反映出这个老夫子当时有着很大的牢骚，就是“无权无势”。
而陈之所以会嫉恨田家英，有着两个原因。
一来，他故意走近田家英，探听消息，换来的都是对方的冷淡；
二来，正如逄先知所言，谁在伟人那里做出工作成绩，受到赞扬，陈都难以容忍。
而田家英长期受到伟人的重用，也就成了陈伯达的一块心病（本文来自“怪味胡豆史”原创，其他平台均为抄袭搬运，不要脸）。
至于田家英和江的矛盾，就更加明显了。
田家英是一个不趋炎附势的人，也不会掩饰自己的喜恶，情绪大多都表现在脸上。
对江的颐指气使和不可一世，田家英是看不起的；而在那个女人眼中，这种文人是一个很难折服的人，因此也是不能相容的一个人。
针尖对麦芒1955年，伟人重新成立了政研室，陈伯达为主任，胡绳和田家英为副主任。
不过，作为主任的陈老夫子对于政研室的工作，几乎都是不闻不问，当甩手掌柜；政研室的正常工作，全靠胡、田二人撑着。
陈伯达告状，说田家英“独断”、“大权在握”，他陈伯达对政研室不能管，管不了。
——来源：《怀人说史》，逄先知著.
田家英是一个不吃暗亏的人，当年很多人都忌惮陈，可田家英却不怕；在得知这事后，秉性耿直的田家英曾质问过陈伯达。
陈张口结舌，支支吾吾，好久说不出话来。
——来源：《怀人说史》，逄先知著.
两人这种针尖对麦芒的事，数不胜数，而秉性耿直的田家英，终究还是要吃亏的。
其实，这种长期的斗争，对于田家英来说是不利的局面。
长期斗争积攒下来的苦闷和坏情绪，一旦到了一个临界点，遇到一点火星，立马就能燃烧了自己。
而这火星子，在1965年就到来了。
杭州谈话1965年11月的下旬，伟人在杭州，把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和关锋五个秀才也召唤了过来。
找这五个秀才过来，也不是要做什么重要的事，就是大家集中在一起，商量一下如何给几部马列经典著作写序言的事。
由于这次不是很正式的座谈会，因此，大家聊得就比较宽泛，反而没有过多的谈论写序言的事。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在上海的《文汇报》；伟人就在座谈会上，谈论了对这篇文章的一些看法。
事后，在整理谈话记录的时候，田家英提出，还是不要把领导对姚文元文章的看法加进去。
这个意见得到胡绳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关锋不表态。回到北京，关锋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写进去不可，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
后来，关锋把这件事告了密，田家英被加上了一条罪状。
——来源：《怀人说史》，逄先知著.
也正因为这事，田家英被要求暂时离开工作岗位。
这件事也成了点燃那个临界点的火星子，让田家英被坏情绪所包裹，一时无法走出来。
1966年5月22号，这一晚，安子文、戚本禹、王力，来到喜福堂，告诉田家英他被停职，并且当场进行工作交接的事宜。
这一晚，田家英在图书室里，一个人呆坐着，彻夜未眠。
家英那时坐在图书室里......我（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我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五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
我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
——来源：《人生与伴侣》，“和田家英相识相爱的日子”，董边，2015年第6期44-44,共1页.
正如逄先知所言的那样，逆境之中的田家英，往往表现得消沉和颓废，比较脆弱。
第二天一早，这一天是1966年的5月23日，挂着“喜福堂”的小院子，显得格外的安静。
“喜福堂”这个牌匾，还是当年乾隆皇帝亲自手书的，充满了岁月的沧桑和时间的厚重。
这是一个繁忙的周一，逄先知写材料去了，陈义国也有事外出。
当陈义国回来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反锁着的图书室，走进去查看，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了悬梁的田家英。
这个秉性耿直的文人，最后还是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44年的人生，这匆匆岁月，来得匆忙，去得也是突兀。
田家英是伟人的秘书，在这个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他从来不以此自抬身价，也不摆架子。
那些尊重他的人，是佩服他的才学、气度、有见解和平易近人。
人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有着优点和缺点。
最后，我用逄先知对田家英两方面的评价来作为结束吧。
“他处事十分谨慎，严格遵守纪律，工作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一丝不苟。他决不轻率地、不负责任地提建议。
田家英以大局为重，维护团结，以及他的刚正不阿的品质，给我以及熟悉他的所有同志留下的印象，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田家英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弱点和缺点。在顺利的时候，容易骄傲；在逆境之中，又往往表现消沉、颓废。性格比较脆弱，经不起挫折，缺乏应有的韧性。
一个“人”字，一撇一捺;
一撇为“优”，一捺为“缺”;
一撇为“正”，一捺为“恶”;
一撇为“生”，一捺为“死”;
作何选择，都得用一生来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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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子芈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