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萌芽产生于导演对主题的反观和观众欣赏的过程当中，发生主题元素逐步演变的成因则是来自于故事矛盾、人物遭遇和观众的反思感受，在彼得·法雷利的电影作品中，几种成因都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偏见。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而言，偏见是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当中的，大多数情况下，偏见是仅仅根据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而对其成员形成的一种态度，并且往往是不正确的否定或怀有敌意的态度。
与叙事当中常见的矛盾误解不同，偏见更侧重于发生认识的一方，其“根源于认识者的偏颇式心理”，而误解则更关注被认识的对象，其“根源于对象的复杂性”。
通过对人物的分析，可总结出彼得·法雷利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带有自身“问题”的。
譬如身体残疾、智力低下、精神病患者者或是孤僻、偏执等性格缺陷，他们并不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大多数，一般是作为容易被忽视的个体存在的，大众难以对他们形成准确的认识，他们比正常人更容易遭受偏见和误解。
在影片内部，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偏见明显存在，《庸人哈尔》中的哈尔对罗丝玛丽这类长相平平、体态臃肿的女孩便持有偏见态度，这是由于他父亲所灌输的观念决定的，罗丝玛丽的外在形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并不能说哈尔对她的负面态度是一种误解。
在现实世界当中，不论是哈尔这样浅薄的男人还是罗丝玛丽这类外形一般但心灵美丽的女孩都是普遍存在的，他们或是对他人存在偏见，或是正在遭受他人的偏见。
前者能够通过观察影片中角色的遭遇而对自己类似的行为产生联想，后者更容易与自身既往的或正在发生的经历相对照。
角色在影片内部的痛苦通过欣赏解读的过程得以映射到受众一方这个真实维度，这种偏见的存在以及对偏见的理解和感受则是在影片创作时就取材于生活的。
作为“低俗喜剧专家”的彼得·法雷利并没有在作品中放大来自于偏见的心理痛感，他将这种本应严肃面对的问题以戏剧化的手段和荒诞的娱乐演绎呈现给观众，即便是喜剧，也容易因缺乏人文关怀而遭到观众内心的指责。
《三个臭皮匠》中的三兄弟自幼被人抛弃，成长生活在孤儿院中，这本是令人唏嘘的坎坷身世，但是在导演的安排下三个人却演绎起一出又一出的闹剧，看上去丝毫没有悲伤或怯弱，几个人也一直尝试努力接触孤儿院以外的世界，过上独立的生活。
面对屡次尝试后的失败从未表现出沮丧，这对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不符合经验逻辑和性格特征的，三兄弟是存在于荒诞假设下虚构中的形象，这种形象的出现是源于法雷利个人的认知，出于对这类人匮乏的了解形成的带有个人色彩的主观印象。
法雷利单纯地要求他导演下的人物服务于剧情功能，偏见便不加修饰地作用于主题元素当中，这一点也是为部分观众所诟病的。
如果说彼得·法雷利早期的低俗喜剧电影中，偏见并没有作为鲜明的主题元素，那么到了《绿皮书》这部作品，偏见则被摆到了主题表达的显要位置。
作为一种根源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遗留问题，也是美国长久以来深存于社会中的积弊，将种族隔离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不但迎合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也是导演所熟知的“疼痛”感受的延续。
彼得·法雷利让大家看到的不仅是偏见这一仅于主观意识中存在的态度，而是将它上升到歧视的层面，偏见指圈内群体对圈外群体抱有的负性情感，而歧视指人们对某个群体成员表现出的不公平行为；
社会歧视是一个由偏见到制度性歧视(个人偏见→社会偏见→行为性歧视→制度性歧视)的连续发展谱系,我们称之为社会歧视链。
与《庸人哈尔》中哈尔对罗丝玛丽这种个体所持偏见不同，美国白人精英阶层对黑人社群的歧视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和历史残留关系。
从某一个白人个体对黑人存在偏见，到整个白人社会群体形成基于此种偏见的普遍共识，由头脑中的意识活动到作用于具体行为表现，这便构成了歧视，继而形成了种族隔离这类制度性歧视，起因之一便是偏见在特定环境的温床中愈演愈烈。
《绿皮书》中，我们不单要关注白人对黑人持有的偏见认识或作出的歧视行为，还应关注作为黑人钢琴家的谢利博士对身处社会底层的托尼的看法。
影片上半部分在交代了故事的起因后，二人启程后的情节中便有这样一幕：托尼一边驾驶着凯迪拉克轿车一边吃炸鸡，谢利认为托尼举止粗俗提出了意见，但托尼却不以为然，让谢利也来一块，谢利拒绝徒手吃炸鸡，对于托尼流露出一丝鄙夷和不屑。
此时谢利的偏见并不是影片所强调的种族原因产生的，而是以一个高雅人士来面对一介莽夫表现出来的态度，此时二人并没有互相深入了解，偏见的来源更多是二者教育程度、生活圈层以及具体的行为举止，当然在后续的情节发展中，这种并非根深蒂固的偏见也逐渐消解了。
偏见会使人感到痛苦和压力，歧视则足以带给人心灵甚至身体的伤害，在美国历史上，“绿皮书”是真实存在的，“它的全名叫做黑人旅游绿皮书，最早是1936年由纽约黑人邮递员维克多·雨果·格林以其个人名义出版”。在吉姆·克劳法废除前，美国黑人在种族隔离盛行的南方各州可谓寸步难行。
这本绿皮书的主要作用是指导旅行途中的黑人哪些地方是不欢迎他们的以及需要规避的问题，看似是为了方便出行而存在的旅行指南，实则本质是种族歧视背景下的畸形产物，也是那个年代黑人社会遭遇的一个缩影。
从受众一方来讲，悲悯是源自于影片中人物遭受的偏见或歧视所应领会的感受在现实世界中带给观众共情的感受，不论导演本人是否在考虑主题构成之初便有意而为之，我们都无法忽视这种始于现实的伤害的客观存在，这种主题元素中延续下来的矛盾也让彼得·法雷利喜剧开始显露出它的批判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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