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贾平凹的小说和电影改编，就冲突解决方式来看，有何不同呈现？
电影和小说在漫长的创作和接受历史中产生了相对固定的两套艺术观，这两套艺术观的形成不止因为它们有不同的表现手法，更重要的是它们有不同的受众群体。虽然这也受到创作方式的影响，电影制作需要数额巨大的金钱成本，而小说的创作成本则小得多。
因而，电影的制造过程就要求它需要有百万级别的观众才可以。
相比较而言，电影受到自身“商品性”以及主流观念和道德标准的约束更大，电影的立场更符合普遍标准，比如说：电影需要表现不忠贞的人不会得到幸福、有美好品质的人即使处在困境也总能顺利过关等等。
这在贾平凹小说电影改编中集中体现为对冲突解决方式的改变。作品中的主要冲突反映了创作者最想要和受众探讨的问题，而冲突的解决方式及结果体现了创作者的观念和倾向。
贾平凹的“改革三部曲”有着相对一致的主题和冲突，都反映了想要尝试新生产方式的革新者在旧环境中遇到困难并解决困难的经历。
在小说《小月前本》中，主要冲突是门门和才才都想成为小月的丈夫，这两个人身上分别体现出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特点。
小说中，小月最后选择了门门是因为她和门门的交往被家人发现并被定性为小月品行放荡，小月爹和才才的态度乃至整个村子人们的观念都让小月无法继续待在家里，只能和门门出逃。
但如果换一下这两个人的命运，如果小月和门门即将结婚，也难保小月不会继续喜欢才才的踏实、可靠、天长日久的帮助。
可以说在小说里，自始至终小月都没有真正做出选择，小月和门门在一起是因为突发事件下情势所迫。这体现出作者想要表现人们在改革面前的迷茫和犹疑。
在电影《月月》中，主要冲突仍然还是小月选择才才还是门门，但少了小说后面情势所逼一起出逃的情节，因而使结局仍然停留在小月正在选择的状态，这保留了小月难以抉择的状态。
而电影中的小月并没有离开未婚夫与他人出逃或许是对传统婚恋观的让步。
在《腊月正月》中的主要矛盾是王才想要发展手工作坊和韩玄子想要阻止王才发展。在小说中，这一问题是靠马领导来解决的。
马领导在春节期间前来看望王才，等于告诉整个村子，王才是大家的榜样。
在小说中，主要矛盾冲突是靠领导和政策来解决的。
但在电影《乡民》中删掉了这个人物，到了影片最后也不能看出在村子里王才和韩玄子谁更占上风，并且电影中赋予韩玄子这个人物更多文化内涵，使他与王才之间的冲突更像是高效的新文明与深厚的传统文明之间的冲突，而这两种文明本就难分高下。
电影的这一处理使王才与韩玄子之间分不出明显优劣，使冲突更具有张力。还通过剔除作品中意识形态相关内容的方式保持了电影古朴、天然的质感。《鸡窝洼人家》里的主要矛盾冲突为：禾禾想要做好副业与旧环境、旧思想（以灰灰为代表）之间的矛盾。
电影《野山》在细节上做了改编，但对主要矛盾冲突及其解决方式没有改动。在婚姻观上并未因为人们对原著的“换老婆”质疑而让步。除此之外，这三部小说中的“政策”都对革新者的行为起积极作用。
《鸡窝洼人家》中的禾禾以及《腊月·正月》中的王才都是靠支持乃至领导亲自出面解决了发展生产中的重要问题，也在乡村中赢得了名声。
《小月前本》中的门门是因为一直主动了解政策而更有了坚持的胆量，政策使他的买卖有了合法性。
而在小说改编的电影中，对待“政策”的态度各不相同。
在《小月前本》与《腊月·正月》中直接没有出现“政策”，而在《鸡窝洼人家》中，反而早早就高扬“政策”的指导性力量。
小说《高兴》中的主要冲突是执拗地想要留在西安城的高兴与他底层处境之间的冲突。小说中高兴不断给自己洗脑，也不断付出汗水、情感努力地想要成为西安人，但他的努力始终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甚至他带出来的五富都死在了西安。
小说中是通过五富死去之后刘高兴想送五富尸体回家而不得来激化了这一矛盾，但最终高兴仍然抱着自己该是西安人的幻想，而他的处境变得更差，这一冲突没有得到解决而是以更残忍的方式暴露在小说结尾。
在电影《高兴》中主要冲突是刘高兴想要造成飞机、得到爱情的愿望与孟夷纯缺钱且被捕之间的冲突。而电影中解决这些冲突的方式是制造巧合。刘高兴因为巧合得到了救孟夷纯的钱，得到机会造好飞机并真正飞在西安上空。
这种靠巧合来“救场”的方式虽然使电影在改变原著审美形态且绝大多数细节都源于原著的情况下仍然能做到情节流畅，但却使冲突的解决变得“不可靠”，因为电影的艺术性需要植根于真实性之上，观众都明白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能一直交好运。
贾平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