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贾平凹这四部小说的改编中，《高兴》的电影改编与原著差异最大，电影与小说整体的风格、氛围都不同，电影将一个悲剧作品改编为喜剧作品，这两个文本的审美形态存在巨大差异，值得单独讨论。
自古希腊至今对于悲剧的定义数不胜数，我将各类定义归纳后作了如下总结：悲剧是指读者认同的主体在特定的冲突中遭遇必然却不该承受的厄运而陷入不幸，并引起读者的审美情感。
在悲剧审美形态中有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这包括悲剧主角、悲剧事件、悲剧悖论。
悲剧主角指的是悲剧中一个人们对其抱有强烈同情和认同的中心人物，小说《高兴》中的悲剧主角就是刘高兴。
悲剧主角所要满足的条件是引起读者的强烈同情和认同。在安德鲁·本尼特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解释说“‘同情’就是‘与某人一起遭受痛苦’”，也就是指读者能够与小说中的刘高兴一起经历他的经历感受他的痛苦。
而如何使读者能够与小说人物共情，安德鲁·本尼特指出“在悲剧中，对一个人物的同情和身份上的认同是难以区别的”，悲剧邀请读者进入其中，使读者在人物身上倾注自己的感情，因而能够使读者体验同样的情感。
小说《高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运用第一人称写作，而且是彻底的第一人称，文中所有文字都出自刘高兴的所见、所闻、所感。
对于刘高兴无法到达的场所中发生的事，则以刘高兴听别人说的方式来表现，这等于依然是通过刘高兴“转述”给读者，在刘高兴的“转述”中必然包含了刘高兴的判断。
这样的视角极大地拉近了读者与刘高兴之间的距离。加之小说中有篇幅庞大的心理描写，这使读者不但能看到事件中刘高兴的行动，还能够看到行动中刘高兴内心的所有想法、心理感受、情绪反应。
这样的阅读体验使读者阅读小说的过程也像是在听一位非常了解的人极其坦诚地讲述自己经历的过程。
除此之外，在之前的人物形象分析中，我们梳理了刘高兴身上有很多好的品质，但也有细微的负面心理。这样的人物形象既能赢得同情，又有真实性。
由此可见，小说《高兴》通过第一人称叙事以及对刘高兴人物特点的设定塑造出了刘高兴这样一个悲剧主角。
小说《高兴》中的悲剧事件悲剧事件是指使悲剧主角或者其自我意识遭受伤害或者毁灭的事件。这一要素的成立是以第一要素的成立为基础的，只有读者对悲剧主角报以强烈同情的时候才能将自己和悲剧主角相混淆，才能在悲剧主角经历的事件中体验到悲剧主角的痛苦。
小说《高兴》中的对刘高兴造成极大打击并熄灭了他人生希望的悲剧事件是五富的死亡。孟夷纯被警察抓后需要交五千万罚金才能放人，刘高兴在尝试了其他办法都没有用之后，为了尽快挣到钱和五富去工地干活。
于是他们过起了比以前更加辛劳的生活，起早贪黑，工作环境危险，为了省钱吃的饭也营养不足，住在废弃的楼上，这样的生活给健康、安全都埋下了隐患。
在基本上知道了要不到工钱的情况下，刘高兴的犹豫、软弱以及要在五富和石热闹中当领头人的心劲儿使他并没有如实地将与老板谈判的情况告诉他们。
当刘高兴和五富、石热闹喝了老板送的白酒大醉后第二天醒来五富发现自己的腿不能动了，被救护车送去医院后说是脑出血，之后很快便去世了。
五富的死给刘高兴自我意识上都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要成为城里人的愿望和带领五富过好生活的傲气被现实击得粉碎。
哪怕是带五富的尸体回清风镇的承诺都实现不了，刘高兴带着五富的尸体在火车站广场就被警察发现。
刘高兴和五富一直在最差的环境里、在人们的歧视中、在与土地分离的疼痛中活在西安，是因为刘高兴一直坚信他肯定能留在西安，以后还有很多事要做。而五富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他信刘高兴。
可是有一天平日里健壮的五富死了，刘高兴终于发现，现实并不会因为他改了名字就变得顺利起来，西安并不会因为他想留下就能留下来。
当事后很多人追问，五富死后为什么不把事情处理得更好，刘高兴心中那中坚持往前走的信心和精神力量崩塌了，“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刘高兴依然是各农民，我懂得太少，我的能力有限。
五富一直把我当作依靠，是百事通，是十二能，我也以为我的了不起了。刘高兴，你是个，我伸出小拇指来，在小拇指上呸呸地唾”。
之前的刘高兴明白自己的智慧和能耐，时常高看自己，即使碰到难以解决的事情，他也会用“精神胜利法”让自己觉得自己仍然不是个失败者。
可是五富的死是一个不容任何幻想来改变的可怕事实，刘高兴再也不能通过自己骗自己的方式继续坚信他有能力留在西安了，这是对刘高兴自我意识的暴力破坏。
安德鲁·本尼特将悖论性解释为“在悲剧的结尾，人们所经历的悲剧人物的死亡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非正义的。”在《高兴》中悲剧的情况略有不同，小说中死亡的是五富，但五富的死对刘高兴的个人意识有重大打击。
最后悲剧的不可避免在于当时的社会不能给农民工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他们在生活的各方面都只能使用最低限度的资源，承受最多的风险，因而，知道待在城市，迟早会有碰到身体健康难以维持、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等问题。
刘高兴悲剧命运的非正义性在于刘高兴带着希望和朋友来到城市，他比别人甚至很多市民更有智慧、内心更丰富，他努力地爱这个城市、想要留下来，看到刘高兴的心态和努力自然会认为他该留下来，期待刘高兴能有美好的结局，但偏偏正好相反。
小说《高兴》中的悲剧悖论集中体现在以下两组反差中：第一组反差是刘高兴想留在城市的强烈愿望与城市对他的拒绝。
刘高兴为生计所困后来到城市，他想要在西安找到可以谋生的活，并且时时想着以后留在西安了这里就是自己的根据地，他这种天真的期待和艰险的现实形成对比。
刘高兴为了留在西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带着五富来到西安住着最差的屋子，做着拾破烂的工作，每天与垃圾为伍，并且他们的工作总是被人看不起。
即使这样，他们依然每天卖力干活，一点点攒钱。但是对于西安来说，他们是一群毫不重要的人，没有了刘高兴、五富也会有其他人来做这些事。
城市没有提供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所拥有的住处、钱、情感都是靠自己挣来的。西安环境的美丽有他们的功劳，但却没人记得他们。
第二组反差是刘高兴对城市的爱与城市对刘高兴的冷漠。刘高兴对城市非常认同，甚至在生活里拿他心目中西安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
比如，他爱干净、待人和善，甚至发现一个小孩被人欺负前去帮小孩讨回公道，导致自己被车载在车前盖上行驶了八公里，险些丧命，他的这一事迹被写进报纸，并且宣传他是党员。
可以说，即使拿城里人的道德要求来看，他都是相当不错的。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教五富要爱西安，让西安接纳他们。
而这里潜藏的逻辑是，刘高兴相信只要爱西安、做得像西安人一样好，西安就能接纳它们。
可是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人对他们从始至终都十分冷漠，小说中有一段刘高兴诉说拾破烂这件工作的苦，在于没有人跟他说话，他们走在街上就像是透明人，即使有人说话那也是讨价还价。
那个在路边碰到让刘高兴进屋收废纸的漂亮女人就好像是西安人的缩影，在需要刘高兴干活的时候跟他说上一句，刘高兴就在心理抱有幻想，而当刘高兴收完废纸后她便嘭的一声关紧了房门。刘高兴对西安的这份热诚和西安对他们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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